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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文学杂志创刊于1957年1月,至今已创刊五十周年。 它是在1956年党中央提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之后、全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全国创刊的文学刊物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文坛巨匠郭沫若先生亲笔为牡丹杂志题写了刊名。 但是大好情景只是昙花一现。 1957年元月份创刊后只出了一期,就遇到反右斗争扩大化的影响而被迫停刊,牡丹杂志社的全体同仁也基本上全军覆没。 1958年党中央又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举国上下掀起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高潮。 牡丹杂志应时代的要求于1958年6月复刊。

但这一次同样的没有维持多长时间,1960年国家进入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基本建设规模压缩,大力精简公职人员和城市人口,适当降低人民群众粮油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标准。

在这种形势下,无关国计民生大局的《牡丹》文学杂志自然就被精简掉了。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召开,进一步消除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彻底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

《牡丹》文学杂志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于1980年一月第三次复刊。

沐着思想解放、改革创新的阳光雨露,牡丹杂志的第三次复刊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第一年发行量就达到了三万多份,1982年初邮局订数达到了十余万份,当时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为全国最有影响的青年文学刊物之一向读者推荐(另一本是南京的《青春》)。

第三次复刊至今,牡丹已连续出刊28年。 作为洛阳市唯一一份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文学刊物,作为河南省现有文学期刊中历史最长的一份刊物,《牡丹》已成为全国万紫千红的文艺期刊百花园中一朵鲜花。

五十年来,《牡丹》累计出版发行近200期,600余万册,发表各类文学作品6000余篇近2000万字,先后在牡丹发表过作品的作者逾5000名,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其中有的已成长为颇具影响力的作家、诗人。 李准、姚雪垠、张光年、苏金伞、田间、葛洛、张一弓、严辰、邹荻帆、曽卓、公刘、牛汉、蔡其矫、流沙河、李国文、丛维熙、李希凡、蓝翎、蒋子龙、叶文玲、吉学沛以及北岛、顾城、食指、阎连科还有在座的许多名家等,都在《牡丹》上发表过文章。

说到这些不能不提到一件往事,那就是在1960年初,牡丹杂志发表了张一弓先生短篇小说处女作《母亲》。 当时的张一弓先生是河南日报驻洛阳记者站的年轻记者,出身书香门第,喜爱文学创作,天分很高。

他的这篇小说受到了广泛关注,大多数读者给与了充分的肯定,当时的牡丹杂志主编青波带领编辑部其他同志,连续召开了多次关于这篇小说的座谈会,倍加赞扬。

遗憾的是时隔不久,全国文艺界开展了批判人性论的活动,根据上级指示,洛阳也把《母亲》这篇小说划入了宣扬人性论的典型作品之中,并写出了一篇有分量批判文章在《牡丹》杂志上发表。

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使张一弓先生蒙受了不白之冤,挫伤了他文学创作的积极性,以致使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再从事小说创作,也严重阻碍了洛阳市文学创作的健康发展。

虽然事情已过去了多年,张一弓先生也早已成为当代著名的小说家,但我还是要在这里以《牡丹》文学杂志社社长和主编的身份,向张一弓先生表示深深的歉意:张老师,那个时代的悲剧绝不可能重演;《牡丹》文学杂志依然是您和其他文学工作者发表作品的园地。 由于《牡丹》文学杂志的存在,洛阳市涌现出了一批文学创作人员,形成了一支可观的作家队伍。 同时洛阳是5000年文化古都,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又是新兴的重工业城市、旅游城市,有一份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纯文学刊物,对塑造古都文化形象、促进城市两个文明建设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五十年来的办刊实践证明,牡丹文学杂志实际上已经成为洛阳面向全国乃至面向世界的一个不可替代的精神文明窗口。 今后,牡丹文学杂志将进一步坚持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把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读者,用文学自身的力量,为购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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